为支持生态圈发展，腾讯大学推出了 “远航计划” mini MBA项目，以提升互联网高管的综合能力，开阔行业视野，搭建共享的交流学习平台。远航计划开办两期以来，共吸引了71名生态圈高管参加。2018年，项目面向历届学员开启“远航同学汇”，通过人文哲科、经济大势、艺术鉴赏等话题，继续推动学员们的深度学习与交流。

首期“远航同学汇”有幸请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讲座讲授周其仁，为大家分享中国经济突围的两大趋势——改革突围与创新突围。

改革开放40年来，中国经济在取得奇迹成就的同时，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。对互联网行业来说，持续创新一直以来是赖以生存的命脉。未来，在与产业结合得越来越紧密的道路上，互联网行业亟待顺应改革趋势、持续寻求创新破局之路。

今天讲讲中国的经济。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“台阶”的说法——中国的经济起点很低，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，有时候要停一停、看一看，反思一下。现在有一个新台阶要迈了。怎么理解这个新台阶？首先回顾一下已经走过哪些台阶。

1.中国经济这四十年走过的台阶

1978年我从“上山下乡”的黑龙江考到北京念经济。当时中国正在制订第六个五年计划（1981—1985），定下的发展目标是“保四争五”——争取5%，确保4%。

这个目标回头看还是蛮低的，现在虽说进入新常态了还有6.2%。为什么定这么低？这是当时的条件决定的，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。

第一个就是吃饭问题。1980年前后，中国的基本国情是10亿人口中有8亿农民。虽然80%的人口在农村，但粮食问题没有解决。当时既没有那么多外汇，也不可能完全靠进口来解决10亿人的吃饭问题。粮食问题不解决，工业、商业、科技、教育都谈不到。后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靠中国自己摸索出来的家庭联产承包制：包产到户，农民跟集体签约，交了国家和集体的，剩下的是自己的。激励机制改变以后，同样的技术条件和自然情况，温饱问题解决了。

第二个问题是剩余劳动力。改革之后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，农村劳动力溢出，问题就大了。当时中国企业全是国有制，而国营体制招不了那么多工人。这个问题也是在改革中解决的。当时就提出了新的要求，几个轮子一起转，除了国家办、地方办、乡镇办，非常重要的是允许民办企业。第二个问题也破解了。

第三个问题，几亿人都来办公司、搞企业，资本从哪里来？完全靠自己积累不是不可以，但是非常慢。所以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开放。首先允许香港、台湾的资本到内地来，然后是华侨，然后包括日本、欧美资本都可以进来，这就解决了第三个难题。

第四个问题，劳动力释放出来了，多种资本也启动了，生产的产品往哪放？国内市场还比较薄。所以上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沿海率先开放，当时的口号叫“大进大出”，就是我们缺的原料、能源海外进口，生产的产品向国际市场上销售，让沿海的2亿人率先融入国际市场。效果不错，再逐步扩大到全国全领域全方位开放。这就带来中国外向发展驱动，由出口带动国内的就业税收增长、GDP高速增长。

过去这几个台阶就是这么爬过来的，共同的特点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。最重要的其实是观念的问题。用经济学的术语讲，在原来的体制下，人很便宜，但制度很贵，因为制度是在僵化的观念下制定的，这不能做，那不能做，自缚手脚。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40年，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。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体制运行成本，让中国经济跟全球市场接通，这是中国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，GDP增速从4%、5%发展到7%、8%、9%、10%，甚至出现超过10%的高速发展。

2.开放经济、高增长里的负效应

先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开放经济。G7——七个工业化已经完成的高度发达国家，人口不到12亿，人均所得非常高，他们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基本是打通的，是一种互相开放的经济分工，技术增长、积累都处在高水平上。

“二战”后还有一批新独立的国家，包括中国在内。这些国家“二战”以后才独立，对国家主权看得很重，并且把维护主权和开放对立起来，为了维护主权关闭国门，用高税收来阻止进口替代，以发展民族工业来支持国家的独立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的这套理论，影响了很多国家的经济战略，包括中国。结果国家主权明确了，但经济增长慢。1980年邓小平提出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，当时中国人均GDP200美元，美国人均1.3万美元，差60多倍。中国因为落后、穷，储蓄率很高，很多钱集中在国家手里搞基础工作，搞“两弹一星”，搞国防，所以工人、农民、知识分子真正落袋的收入还要低。如果以落袋收入比，大概我们和美国差距要扩大到100倍。

两个经济体，一个“海平面”很高，一个“海平面”很低。只要一打通，这个结构就开始变化了。我们搞开放，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本会往低海平面来——这是经济规律。发展水平低的地方因为穷，所有成本都低，尤其是人工低。工资在利润里占的比例越低，产品就越有价格竞争力、成本竞争力，所以开放以后我们大量的东西可以出口。

原来封闭的时候我们搞什么都不够，一打开，由于价格刺激，同样的东西卖到发达国家，拿国内的标准比很赚钱。这就形成了对流，资本、技术进来，我们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去，这奠定了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基础。

因为出口有很大比较优势，我们挣了很多顺差。我们先从玩具、自行车、一般的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出口，一些组装工业、机床工业也逐渐转移到中国生产。我们赚来很多外汇——这是一个变量进来了。

中国不断改善投资环境，吸引外资，所以外资真金白银往中国放。我们出口赚来的是美元，外商投资也是美元，这些钱到了中国首先要和商业银行换成人民币。商业银行因此积累了大量美元头寸，必须再跟央行换人民币。央行拿什么和商业银行换外汇储备？基础货币。

央行手里有两个“武器”，一是发行货币，人民银行是唯一有权印钞票的机构；第二是法定准备金，它有法定借钱的权利。央行开会，通过一个决定，商业银行吸收的100元储蓄里，有多少必须放到人民银行来，这就是法定准备金。央行手里的武器可以无限供给，所以商业银行不管吸收进来多少美元，央行都可以用基础货币把它买成国家外汇储备。

央行的基础货币给了商业银行，商业银行就可以放贷，这个放贷还有一个放大过程，1亿元的借贷可以周转好几次。基础货币如果放得多，商业银行就有力量往市场多放信贷，广义货币的量就开始增加。这个量如果与国内市场供应的商品和服务匹配，那物价是平稳的；如果国内的很多商品供应量低于货币供应量，国内的商品价格就会上涨。

钱很多，钱往哪流呢？那就是问题了。钱如果平均分配到国民经济方方面面，也没有问题。但是市场里的钱流到哪个部门，流到哪个方向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。通常供给没有瓶颈的，钱流过去就有供应，你再买他再供应，价格涨不起来。但是如果有些领域钱流过去产品供不上来的，物价就开始上涨，连续上涨以后人们就会预期它还会涨。预期起来以后，人的行为就开始变化，因为你猜“这瓶水”还会涨，很多人去买，“这瓶水”就真的涨了。这种自我强化的预期变成国民经济当中越来越大的力量，资产价格就这么起来了。

所以国民经济麻烦在这里。什么叫资产价格？只要持续涨，任何东西都可能变成资产，跟它的物理特性没有关系，它可以是土地，可以是房子，可以是邮票，可以是一盆花，也可以是一头羊。在自我加强的预期之下，有的必需品价格会涨得厉害，货币量大到一定程度，必需品供不上来时，就形成通货膨胀。

所以理解特朗普冲击，基本面就是这个图。首先富国的资本获得了极大的好处，因为资本面向全球服务，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在全球化当中高歌猛进。全球的公司都要到华尔街去融资。第二，发达国家的科技公司走向了全球。一打通以后，微软在中国布局，苹果在中国热销，每年中国进口几千亿美元的芯片……如果中国不开放哪有这个市场？

但是发达国家也有金字塔的问题，除了金融、科技，还有很多普通劳动者，还有其他传统产业部门，这些部门在全球化以后日子没那么好过了。为什么？假设过去300个工人关起门来竞争，现在门打开3300人一起来竞争，一些穷国家里劳工的工资是你的1%，只要这些发展中国家会做你做的东西，怎么竞争？

发展中国家还有一条厉害的，他的学习曲线在帮忙。后发展的国家看哪个东西好，就买回来拆，再组装。所以为什么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问题越来越寸步不让？他没法让。他开发出来的东西你拆开来看一眼，做出来的东西比他便宜。所以这个问题大了，发达国家失业率奇高，工人实质收入没有增长，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很高。发达国家国内收入分化，华尔街、硅谷好上加好，而传统地区的老百姓、普通的传统工人，他们从事的只要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会干的事情，过日子的压力就越来越大。

中国总的来说缺资本、缺技术，有劳动力，在开放当中是受益的，但是这个收益也不平均，越靠近资本，越靠近技术，收入越高。中国开放伊始，你只要懂外文收入就高一点，因为可以成为桥梁。改革开放发展出了人数可观的中产阶层，同时也出现了超高收入层。中国也发生了收入分化。当然大部分劳动者——以中国的农民工为代表，在开放当中，自己跟自己比收入增长也是非常快的。这就是全球化以后的复杂格局。

国民经济运转过程中体制的成本更值得关心。我们解放思想，包产到户，发展民营企业，开放市场，全是体制成本下降。但是体制成本降了以后也会升，为什么会升？经济发展了，所以政府、市场等所有的相互关系都在变化。从1995年到2012年中国最高速成长阶段的基本数据看，不调整通货膨胀指数的GDP在这期间涨了8.6倍。大家都说人工涨得很快，其实人工工资总额涨了8.8倍，略高一点点。涨得快的是什么？税收16.7倍，非税收入18.8倍，法定的社会保障金28倍，最厉害的是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。

我们在全球靠低成本发展出竞争优势，这口饭吃了几十年。但是，现在全球的经济格局变化了，我管它叫“三明治”。发达国家成本比你高，人工比你贵，但是人家手里有独到性的东西，资本、技术的优势还在发达国家这边。另外，印度开放了，越南也开放了，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看到中国的经验也开始搞改革开放，中国的这套经验没有专利。后开放国家比我们更穷，工资更低。所以很多产业往越南、印度转移。美国很多大商场现在衣服是越南生产的了。中国夹在中间，成本优势已经不明显了，独到性优势还没有完全起来。

“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夹在中间”。所以为什么讲突围呢？被什么围住了？中国被自己的成功围住了，被多少年凭低成本优势杀进全球的高速增长围住了。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成本一定要上去的。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，我们能不能比竞争对手成本管得好一点，降的时候快一点，升的时候慢一点。企业跟企业，地方和地方，国家和国家，成本管理永远是一个基本战略。但光靠成本管理，这个诅咒还会追上你，因为成本曲线的规律没有例外。

所以为什么讲创新？我们必须得移动这条成本线。不能说工资高了，土地贵了，税收增加了，我还生产原来的东西，还用原来的方式去生产。你得改进它。所以这里就分化出两个题目，一个是改革突围，一个是创新突围。

什么叫改革突围？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变量。如果再不做进一步的体制深化，我们将眼看着40年的改革成果一点点消融掉，这个社会的福利被按住了，又找不出新的解放生产力、发展生产力的方向。我们是发展起来了，但是未富先奢、未富先腐。看起来是小事，到处讲捧场，这里要点钱，那里要点钱，加到一起都是国民经济的负担，《人民的名义》里一面墙的钱，最后都落到产业的头上，都是整体的成本。

这是我2016年来腾讯交流的时候就讲过的一张图。创新要有原理，原理要有应用技术、关键技术、辅助技术，再生成产品，这个产品打出一片市场来，这都叫创新。创新有两种路径，一种是上行的创新路线，从市场出发，看到有消费者潜在要的东西，就去开发产品，产品开发不出来找技术，技术攻不下来最后找科学院，找院士，看通过什么原理解决它，这是一条路径，也是我们到目前为止主打的路线。第二条路线，我认为对未来的创新更重要，是从原理出发，从摸索自然规律出发，看看这个原理有没有新的技术支撑，技术能不能整合成产品，产品能不能跟消费者的需求结合。

吉列刮胡刀的发明过程非常有意思。欧洲的产品有一个特点，讲究品质，但是只服务于少数人，这是欧洲的传统。早年的刮胡刀是一体型的，用很好的钢做的，非常贵，还不能自己刮，得有一个仆人。